他们为自己的“时钟”做主
实习生 陈蕾 澎湃新闻记者 任雾
来到香港浸会大学的第一天，陈玲觉得校园很大，她有些分不清各个楼栋的位置，教室应往哪个方向去。开学仪式上，老师在台上发言，底下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脸上还挂着稚嫩，28岁的陈玲也身在其中，她是大一新生。
18岁高考；28岁结婚（参考《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33岁买房（参考《2021年新居住消费调查报告》购房平均年龄）；35岁失去考公资格、互联网中年危机；50-60岁退休、照料孙辈——带着上一代人的建议，我们奔赴在相近的跑道之上。
但也有与陈玲类似的一群人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变道”：豆瓣的一个“逆社会时钟”小组聚集了7万多名成员，他们摸索与探寻不同于常规的道路。
“逆社会时钟”这个短语由“社会时钟”扩展而来。“社会时钟”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伯尼斯·钮加藤于1976年提出，反映了社会文化对个体的期望，即“什么年龄要做什么事”。
这个“逆行”的小组在小组简介里引用了这么一段演讲词：“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
28岁的大一新生
“满分是4分的，我拿了3.67呢！”一学期课程结束，陈玲在豆瓣小组里分享自己大一上的成绩。
来到香港工作成了她生活中的一次转机，同事有时和她提及身边去上学的人，正值招生季，地铁上的“副学士”学位招生信息进入陈玲的视野：副学士是一种本科衔接课程，修读期为两年，成绩达标后可再读两年，攻读学士学位。
她想回校园读书有一段时间了。早在十年前，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中，她提起上学的事，父母却互相推诿，没人愿意帮她交学费。那时她的父母刚离婚，分割抚养权时没有一方选择她。陈玲转身向亲朋借钱，也无果。
身边的朋友一一去上学了，她留在小乡镇的店里卖小饰品。辗转广州、深圳，她感觉不管自己在岗位上表现如何，“天花板也就这么点高了，你顶多能在这家店铺做个店长，再怎么升，也不会到总公司的办公室里坐着上班。”
平日里看到网上的热点事件，她总觉得自己的思考深度和广度不够，希望能有更多时间投入学习、储备知识。而现在，上大学的道路就摆在自己眼前。
眼下要解决的问题是备考和继续存学费。她准备雅思，找网站每天刷题，上班前刷一套下班时刷一套，把过往听力都下载下来通勤路上反复听。
申请流程对陈玲来说是陌生的，她在线提交完申请担心对方能否收到，又发邮件前去确认。申请需要当年的高考成绩，这差点绊住她，因为以前就读的乡镇学校告诉她成绩没有录入系统；她打电话去教育局，对方说成绩最长的追溯期是九年，她正好错过。陈玲在各个网站上找方法，最后找到以前的老师，请他和学校交涉从档案里调成绩、写证明盖章。同时她要处理手上的工作，正常开会、汇报。
决定裸辞的她提交完辞呈，感觉破釜沉舟，“要是上不去（学）的话，我又得重新找工作了，得找什么呢？”
不久，她收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拒信。她压力很大，暴饮暴食后又催吐。那段时间，一些小事就会冲垮她情绪的堤岸——做饭时和面的水加多了，她把锅铲工具一扔，坐在地上哭了好久。
类似的感受不仅她体会过，豆瓣小组内也有大龄考生曾承受“单枪匹马”备考的压力，“自己做一个重大决定，没有人会为你的失败负责”，一个组员写道。
等待offer的时间是煎熬的，直到录取通知来临，陈玲紧绷的精神状态才在那一刻舒缓。她最终去了香港浸会大学。
（陈玲）学校的迎新活动。除特殊标注外，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踏进校园，她感觉来到了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这里只有传授知识和学习知识的人”，她喜欢去学校的图书馆，坐在那儿写作业、看书都让她觉得平静舒服。
陈玲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课堂上表现积极，总坐在最前面和老师互动。她对第一学期上的哲学课印象深刻，和同学们讨论“电车难题”，听着大家的想法，她感觉哲学课的思维训练在为自己“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学校里18岁年轻人身上展现的朝气感染了她，“你会看到他们身上稚嫩的感觉，从高中升入大学好像很不一样，大家的言行举止里有很多期待和好奇”，陈玲感觉自己也被带动了，充满活力。
陈玲在自学西班牙语，把学到的单词画了下来。
她把自己重新读书的消息分享给香港的同事、朋友，他们赞许她上进。而告诉内地朋友时，对面抛来不少问题——
“你去上学就没有固定收入了，怎么办呀？”
“四年读完你都30多了，你不结婚？”
“你30多结婚，再等一两年要孩子，都快大龄产妇了。”
“你读完出来要干吗，那个年纪找工作别人很歧视的。”
陈玲因为这些质疑，反而更坚定了内心的想法。她觉得结婚生子并非自己的必选项，她想“先弄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才有能力对新的生命负责。”
曾经她也想过买房，觉得买了房自己才有一个落脚点，这几年她的金钱观念、消费观念在逐渐改变，推崇极简主义，她想过可以长期租房，“房子的话，我觉得你的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没必要因为一套房子绑住了”。
她更想享受当下，“人生大事应该是发掘不同的自己”。
32岁的田园“隐士”
在小组内，还有一些人选择暂时“归隐”。有二十多岁在山上待了四年的隐居者，有去寺庙做义工的，也有放弃学校职位回乡归田园的。梁铁心是其中之一。
他学的中文专业，大学毕业后尝试过不少工作，在报社实习过，在高校做过教学兼行政的教师，在软件公司任职过行政专员，去培训机构当过一段时间辅导老师，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在一所学校做宣传。
在教培机构工作时，忙的时候，梁铁心早晨六时许起床，午餐晚餐都是半小时，吃完继续上课，下课后备课，有时下班回家已近凌晨，周而复始。他觉得一个人精力有限，一天教太多学生，自己的状态会受影响，难以保证课堂质量，感觉对学生有亏欠。但在和公司商议时，他又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学校做宣传工作后，梁铁心发现在这里工作“活得谨小慎微”，“外面来了领导，大家立马穿戴整齐毕恭毕敬，一群人围着看教室、聚在会议室走会议流程。”领导对梁铁心的工作提出各种要求，比如“校长照片要比书记大一些”。
梁铁心还有一个身份是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会员，业余想拥有更多时间看书、写诗，不过尝试的多个岗位给他带来的感受是，“我把自己人生中最旺盛、最富有好奇心、最富有可塑性的时间拘束在一个工位上，劳役于缺乏审美和创造性体验的工作之中，奔忙在两点一线之间，以制造更多的通行证、旅票，供少数人去‘旅行’，或用于服务抽象的社会系统所制造出来的缥缈梦幻。”
他心中还是有对自然、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
今年寒假，他决定回乡归田园，尝试一种按自己的节奏劳作和思考的生活，“之前没有尝试过，就老是惦记着这一种可能。如果做不成，我也可以死心了，可以专心地走大家走的路”。他试想了自己可能会面临的后果，可以接受重新开始，可以接受低薪再就业。
他知道父母不太可能理解自己的想法。梁铁心小时候，父母曾外出打工，他习惯了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靠自己去找答案，通过读书解惑、喜欢追问意义。他工作后，父亲急着买房，他个人则不想被房子绑着，和父母协商下，梁铁心和弟弟在县城一起出了首付款买房，房子归于弟弟名下，他和父母达成共识的条件是自己的工作和恋爱不愿被干预。
在乡间生活开销不大，梁铁心目前在运营自媒体，希望以此赚取生活所需。独居在乡间小屋内，晚上月光从天窗照进来，照在床的另一头，他静赏月色皎洁。月光与晨光交替，他拍摄天上一排排的白云，伐竹取木，扎围栏、造菜园、建花园，在雨后戴着草帽拿起菜兜摘五色梅。
梁铁心种的向日葵。
他在城市工作时，曾因工作强度大，身体出现问题，常跑医院；来到山里，他累了便能放下手头的活休息一会儿。在山里，他细微地观察一株草、一棵树、鸟兽虫鱼，呼吸雨后湿润的空气，山野让他感觉到被自然环抱的滋养。梨花树下，他享受着春光读诗、喝茶，给自己的小猫建了一栋“半山别墅”——用废旧门板夹在石壁与墙壁间打造的悬空猫舍。
“人首先是自然之子，其次才是父母的子女。”他对着电脑开展自己的著书计划。在他的观念中，得失、悲喜都是体验，因为人生的局限，欲要“此”便要放下“彼”。他想要有更多不一样的体验来践行自己心中的“三美”理念，并在体验之余分享出去，他在公众号里记录了近期的山间生活。
山间拍到的落日时分。
从寒假到7月，梁铁心在山里已过了近半年的时间，偶尔也会有孤独的时刻，“本质上来说，你在哪里都会有孤独，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人群中的孤独更孤独。”离开纷杂的环境，他在田园中欣赏、思考，写了更多的小诗。
5月发的公众号文章内，他写道“我把山水摆在眼前/将明月挂到山顶上/放自己在林间 小木屋里/生起柴火/升起炊烟/炊烟袅娜——/像一行行写歪了的长句/被晚风一一断句成诗”。
40岁的单身博主
往前数十几年，苏小菲不是没有考虑过结婚。26岁即将步入婚姻时，她的男友劈腿，两人分手。她逐渐转变自己脑海中“女生始终要嫁人，男方有房就行”的想法，更投入工作争取自己买房。
先是在原来的报社升为主编，后跳槽去另一家纸媒负责外埠市场，苏小菲一周出差3-4次，早班机飞出晚班机飞回，最频繁的时候，耳膜飞到差点穿孔——但辛勤的工作让她在几年内攒够了5万块首付款，2008年买了房。
直到年近30，大额广告单、月度KPI等工作上的压力让她有些喘不过气，“压力最大的时候，我身体很累，但是整夜整夜睡不着。我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人会不好吧。”她裸辞休息了半年。突然从忙碌状态进入空闲，苏小菲有了大把的时间。回顾当年，她觉得那时的自己“整个人变了”，她报了兴趣班学韩语、法语，抽出大量时间阅读。“保持生活的新鲜感”，成了暂停时光内她的收获，这一理念持续影响着她之后的一步步选择。
33岁，她放弃了报社副总的职位，到一家当时不知名的新媒体公司做免费员工，在新公司花了三个月学习新媒体推广套路，帮公司整理了一套能面对大型企业客户的投放策略，次年选择单飞创业。
苏小菲在西藏拍的写真。
一路上父母对她的选择插手不多，较早独立让她对自己的抉择更有掌控力。开广告公司近两年，她逐渐感觉自己灵感匮乏，决定缩减业务量，暂时放下工作独自去美国生活了3个月，回国后将目光投向韩国留学。
和陈玲相似的一点是，自己出钱上学，苏小菲的学习主动性很强。大龄求学遇到的问题是，上学这年，她36岁了，感觉上课有些累，每天饿得很快，精力和记忆力有点不如从前。但她还是喜欢这段经历，她在韩国遇到了不同国家来的学生，乐于与大家交流各自国度的文化。
海外旅居求学的经历逐渐让苏小菲心中萌生“希望以后长期在不同地方旅居”的想法。但那时她还未想到一个旅居与赚钱并存的方式，迷茫了一段时间，苏小菲接触到“第二曲线”（在一条曲线里渐进性的改良和发展，分形创新）、“数字游民”（利用网络数字手段完成工作的人）的概念，想到自己拥有的媒体技能，会写稿，可以尝试做博主。
苏小菲在青海旅行，录制vlog。
苏小菲觉得，人被限制住是因为眼界的关系，“看得太少了，所以你以为自己只能在这里”。
38岁转型做视频博主，这对以前自拍都很少的苏小菲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她从零开始跟着网络视频学剪辑、拍摄，初入行业，视频发出鲜有人看，粉丝数不涨。一个月仅算房贷、车位费、物管水电气、保险费用等基础费用，就要花去万元，入不敷出。她思考决定给自己一个期限，如果做三年“博主”还没办法养活自己，再停下这条路。目前，她称自己的博主事业能有点“造血能力”。
在苏小菲的视频中，她常常分享一个40岁单身女性的独立生活。她在三亚海边身着波西米亚风格长裙挽起长发，在青海湖畔注视碧蓝色翻涌的湖水，在新疆喀纳斯望向白云下开阔的草地。
暴露在镜头下，随时可能招致恶评，有人对她说“你好老”、“你应该去整（容）这里”、“你是不是生不出孩子了”。苏小菲不以为意，“我知道我是谁，不需要通过别人口中知道我是谁，不会觉得好像你骂了我丑，我就丑。”
做博主有两年了，苏小菲有时也有流量焦虑，她目前的心态是用心做好能做的事情，就像跳伞之前先背好伞包摆好姿态，“等风来”。
这种愿意等待的心态也渗透进她的婚恋态度。今年她带着父母出去玩，看到两人手牵手走在前面看夕阳，那一刻她感到有一些孤独。情感需求强烈一些时，她往往会更积极地社交，多认识人。但她对此不急，能享受独处也期待爱情。
在一期视频中，她和网友分享自己的想法，“父母希望我们结婚，无非是想要我们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拥有比较幸福的人生，但是当他们发现我们已经足够强大到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人生，其实就够了。”
为自己的“时钟”做主
如何看待“逆社会时钟”，这个问题我问过三个故事的主人公。苏小菲的反应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是谁规定的呢？”
落在个体身上，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来自亲朋的催促、同辈的压力，或者发自内心对“社会时钟”的认同，以此为刻度一步步前行。当视线落在刻度本身，时间，在我们的社会、人生中，到底是怎样的角色？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作彧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它，他在《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中提到，时间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概念，时间背后有社会的建构，在书中将社会的时间分为日常时间和生命时间。
对于生命时间，学者埃尔德认为，“生平建构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要求与期待，另一方面却也表现了个体在面对社会要求与期待时所进行的关于生命时间的主体选择和表现能力。”
7月10日，我收集了小组“分享逆时钟”分区内200个案例，在175个标有年龄的帖子内，超过一半的人聚集在20-30岁区间内。这正是多数人迈出校园，步入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个人探索和外界期望产生较强碰撞的时期。
数据收集于2022年7月10日，“分享逆时钟”分区。 制图：实习生陈蕾
碰撞的过程可能有痛苦，站上探索的起点可能不易。在200个案例中，在帖子内提到自己曾被诊断为抑郁、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的有26位。有人16岁尝试自杀没有成功，原生家庭曾让她感到痛苦，她后来选择了申请全奖出国留学；也有人大学时和父母吵得厉害，多年压力下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到了28岁准备考研。
在200个案例中，有“45岁的全职太太在离婚后出走海外，重回高中备考大学”，有人“31岁辞职去做电影剪辑助理和调酒师学徒”，也有人“25岁过上旅居生活，开始做义工”……我将帖子类型分为了再求学、工作后转换轨道（如跨行业；出国尝试新工作）、兴趣爱好、暂停（裸辞/退学休学延毕）和其他，多数人“逆社会时钟”的选择在于“再求学”。求学似乎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换道路重新出发的中转站。
数据收集于2022年7月10日，“分享逆时钟”分区。同一案例可能同时被归属于多个类型。 制图：实习生陈蕾
有人满意于自己的探索，跨专业、换工作；也有人后悔，一位辞去大厂工作的网友在考研后被调剂，认为就读体验不好。
“逆社会时钟”增加可能性的同时也有风险，这是做出选择的人们切实考虑的。提到不生孩子，苏小菲的态度是，“我是真的不想要，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后悔了那就后悔吧，人生需要后悔的事情很多，也不差这一件的。”
除了变轨和掉头重启，“暂停”的权利也在被人看见。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提到，“工作和效绩的过度化日益严重，直到发展成一种自我剥削。这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中很少出现停顿，少有间隔和休息。”
在“逆社会时钟”小组，你能看到一些尝试缓冲的人们，有人读研期间休学一年，有人在高三、大四、硕士后经历过三次gap year（间隔年），也有决定延毕的在读博士。被推搡着进入奔涌的人潮中，有人选择抽身歇一会儿，想明白自己下一步的方向，再次出发。
无论是直走、暂停、转向、跨行，苏小菲觉得，要顺自己心中所想，如果思考了社会的期望，认为那是合适自己的就去做，如果没有思考则像是盲从。像梁铁心，他通过归田园表明了想按自己节奏生活的主张。
在陈玲眼中，并没有顺逆时钟的概念，有的只是理解和不理解。但寻求理解可能并不容易，直到如今，她没有在朋友圈内分享自己的上学信息，不想再一次次受到大量质疑。
人们受到“社会时钟”影响，人们的选择也在影响“社会时钟”的样子。郑作彧在书中提到，“生命历程不是一个中立的无时间性的东西，而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1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时间来到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到28.67岁，人口结构和适龄男女婚恋观的变化对这一年龄线的增长皆有作用。
还未结婚的苏小菲独居在家，在前不久的一期vlog中和网友分享自己重读的《月亮与六便士》。南方雨季来临，“隐居者”梁铁心开始砍竹，做些花槽、花盆，用相机记录田野动物的动态。
梁铁心用竹子自制花槽。图片来源：公众号“美男子兮”
年近三十，成为大学一年级的新生，陈玲享受课堂演讲中的观点碰撞、被知识环绕的收获。
她在帖子末尾写道：我的人生不是一张时间表，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情，不管我当下多少岁！我28了，但是我感觉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文中陈玲、苏小菲为化名）
责任编辑：彭玮 图片编辑：朱伟辉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