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灵：野性工程师，没有边界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高若瀛 那是一双纯净的眼睛。尽管岁月已给眼角点缀上了皱纹，你仍能看到其中的星光点点。共事多年的同事也总试图透过这双眼睛，弄清楚那些巧思和神来之笔，是如何从他的脑袋里迸发出来的，但这样的尝试总是徒劳。

这双眼睛属于一位电子工程师：电路板、被拆解的收音机、待测试的电子管以及等待编程的单片机，都能让这双眼睛闪现光芒。这种兴趣甚至可以追溯到他儿时在广东省龙门县的农村生活。他继承了父母的淳朴气质，但对电子技术的热爱却不是来自他们。事实上，他的父母只是普通农民。但父母起了一个与他气质匹配的好名字——李锦灵。

1995年，25岁的李锦灵还只是一名维修电器的师范类大专毕业生。但命运的转折也发生在他决定成为耿健创业伙伴的这一年。耿健如今已是广州易而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易而达是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2017年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李锦灵早成为易而达的传奇，一个寓意为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技术狂人。非科班出身、没有经过科学系统学习很难实现尖端技术突破，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而他的存在，是一个明确的反抗信号。他从修机顶盒开始，到尝试设计硬件产品，逐步升级优化调谐器的测试工具、设计各种平替检测设备，高光时刻甚至重新改写了世界最顶尖机顶盒芯片供应商意法半导体的芯片寄存器参数，使得易而达从意法半导体冷板凳的常客变成座上宾。如今，他又满载激情地一头扎进船载移动卫星通讯天线的软件代码海洋里去了。“为什么现代科学（以及之后的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出现？”这是科技研究史领域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创新科技的研究者们也曾困惑：“为什么硅谷没有出现在美国东部的科学之都波士顿，或是金融商业之都纽约，而是出现在偏远的西部旧金山湾区？”

创造硅谷奇迹的人——用红衫资本的总结来说——是一批有激情、有野心、充满好奇心、不安稳甚至反叛、固执且卓傲不群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具有移民背景，从小事着手，不惧失败、聚焦产品，最后改变世界。

这些看似宏大议题，似乎回答了此刻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李锦灵，故事又为何会发生在易而达身上？相比颠覆性科研成果要跨越巨大的转化鸿沟，在中国广袤的市场中，有大量像易而达这样在多重困难夹缝中求存的中小民营企业，他们的创新之力同样支撑着中国市场的活力。当我们试图接着去追问一家企业的创新之力来自何处，是靠类似李锦灵这样的技术强人单兵突破的结果么？我们和李锦灵和耿健聊了聊才发现，这或许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故事。

野路子

27年前，在广州市海珠区城中村一栋三层小楼，负责产品研发的李锦灵看着台湾工程师带着当时市面上最先进的调谐器的图纸样品、生产方法、测试方法以及仪器设备，心里的胜负欲被点燃了：我设计出来的产品，肯定比这个还要好。

上世纪90年代，没有网络电视和高集成度单芯片调谐器的情况下，调谐器当时是卫星电视机顶盒中重要的射频组件。台湾工程师正是看中了大陆市场，带着全套技术跳槽，找到了当时还在经营有线电视器材贸易并开始在城中村艰苦创业生产自有产品的耿健。

让耿健意外的是，半年时间不到，这个没有大学本科文凭的工程“门外汉”，居然真的吃透了调谐器的底层技术，在优化产品性能方面，想法甚至几度超越6位相当优秀的台湾工程师。耿健预感自己可能“挖到了宝”。

事实上在此之前，李锦灵更多是帮公司修理坏掉的机顶盒。而第一次内部创业，他也不听耿健让他对标当时业界最大品牌同洲仿制一款开关电源的建议，执意买了本开关电源的书，自己鼓捣出了一款。但产品最终性能不稳定，卖出去就坏掉了，导致公司前后赔了20多万元。但耿健却看到，李锦灵当时为公司设计这台机器时，却能软硬件一把抓，不懂软件编程，他就买一本汇编语言的小册子，边学边做。两个月不到的时间，整台机器就做好了。

李锦灵不按套路出牌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和台湾工程师合作期间，他牛刀小试改良了一款生产测试工具。1999年，公司当时的产品几乎都是台湾工程师负责开发，但他们用于测试的工具操作起来却很麻烦：调试设备的时候，需要先设定频率用仪器将信号打过来，紧接着需要人去查看另外一套接收信号的设备，好几套设备需要几个人配合操作去测试一台机器。

李锦灵的做法是用一个单片机写了一个程序，只要连接单片机，通过按钮，单片机就可以自动测试设备，从而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开始，李锦灵并不懂编程，对Basic语言只是有粗略认识。他便跑到广州五山路买编程相关的书，在当时还是286的电脑上一行行写执行代码到单片机上，边写边改。

如果说这些都是微小的技术改良，2006年李锦灵的又一次“创新”彻底震撼了耿健。易而达当时的主营业务聚焦在机顶盒射频模组，处于产业链中游，上游芯片供应商把持着核心技术。如何获得头部芯片供应商的青睐，拿到最顶级的射频及解调芯片，决定了一家射频公司能否做出市面上最好的产品。法国芯片供应商意法半导体在机顶盒芯片领域的地位，就如同PC机领域的英特尔。

耿健至今仍记得，2005年他们初步和对方接触、介绍易而达接下来两年的发展计划时，对方一脸不置可否并不相信的表情。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逆转了双方微妙的态度。

意法半导体推出了最新款的解调芯片上海电视台0288，相比上一代芯片STV0299价格昂贵，这款芯片更具成本优势。但一经推出，中国市场却并不接受。原因就在于，如果产品方更换芯片，会降低整个机顶盒的性能指标。这个事情僵持了几乎近一年时间。

李锦灵的做法是直接修改了0288这款芯片的驱动文件。但当时，芯片中有20多个寄存器的参数可以调整，但外人根本无法理解动了哪个参数会影响哪个结果。但李锦灵愣是把参数背后的原理关系搞明白了，还专门调出一个易而达版本，使得0288型号芯片的适配易而达的固件后，功能相当于0299，但成本却更低。

易而达也从此被意法半导体刮目相看。“相当于没有易而达，没有李锦灵，意法半导体STV0288这款芯片就打不开中国市场。”当时负责易而达销售的黄红星回忆，以至于后来有企业找到意法半导体问如何调试，对方都说去找易而达。

创新之源

故事听下来，感觉更像是李锦灵的光辉成长史。但李锦灵说，这不是他一个人披荆斩棘的故事。故事里还有很多没被看见的人。像创业之初从台湾来的工程师许金土，不仅技术过硬，严谨规范的做事风格也让他受益匪浅。

更重要的是多年来始终看重他的伯乐耿健。他仍记得1995年初到公司，迟迟不能在广州安定下来的那种焦灼感。在他还没有“发光”的青葱岁月，耿健就垫资20万给他买到了人生第一套房，搞定了未来的丈母娘，安心成家。也是耿健，爽快赠送出了和台湾工程师合资成立公司的10%股份，给了他足够的信任和安全感。

哪怕是被耿健、黄红星这样毕业于名校的科班生看来的巧思和创新，李锦灵自己却不认为有多创新，“我可能只是在应用层面比别人更灵活。”面对种类繁多的创新类型，如开放式创新、渐进式创新、颠覆式创新，易而达和李锦灵属于哪个类型时，他豪不犹豫地选择了渐进式创新。他说他做的所有迭代、更新和重新组合，都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是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随之调整的，获取经济效益对易而达这样的企业来说，始终是第一性的。李锦灵觉得只要能解决问题，就算是成功。

当我们试图去总结易而达如何激发李锦灵的潜能，又将如何持续创造培养“李锦灵们”时？耿健却说激发“李锦灵们”不难，但奈何“李锦灵们”越来越难寻，“关键是人的兴趣。”

耿健回忆，国际上有一群批破解付费机顶盒的发烧友。当时，德国一家公司梦幻盒子（dreambox）的机器很有名，在发烧友圈子非常畅销，2000元的价格也卖得很贵。

当时还没有网络电视，传统数字电视传输的方式分为有三种：卫星、有线和地面电视信号。梦幻盒子在当时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它的机顶盒有三个硬件插件，插上哪个卡就能看哪个来源的节目。“要知道，此前想要切换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是需要买三个机顶盒的。”耿健说。

李锦灵看到这款产品，他自己就突发奇想，做一个有三个输入端子的调谐器，同时把三个信号接上，通过遥控器无缝切换三种节目来源，而不用再换卡。李锦灵从没想过和这家德国公司做商务联系，就是单纯觉得对这个事情感兴趣，觉得有优化的空间，他就动手去做了。事实再一次证明，这个产品在发烧圈子一炮而红，给易而达也带去了高额利润，“一调谐器卖150多块钱，卖一个几乎就要挣100块，那一年光是那一个产品的利润就是百万级的。”

所以，当耿健遇到李锦灵并发现他的潜能时，他愿意用各种手段把人才留下，包括合理的分配机制。比如一款产品做成之后，公司会把项目拿出来独立核算，所有开支相当于独立设账，通过很多IT辅助工具，最后算得净利润10%，由整个研发团队来分享。

“我们多年观察经验，真正厉害的人的学习能力不是培养出来，选不对苗，永远培养不出来。我已经连续很多年到现场招聘一个个看，后来因疫情等种种原因就搞乱了。”在耿健看来，保证企业的创新之本，第一要义是要找对“李锦灵们”，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企业内部培训体系的完善，他希望这些很厉害的工程师们的经验能有所传承。

尽管李锦灵的研发特点是：不按套路出牌、路子很野性。但在黄红星看来，其实他只是用自己的方法，把每一件事底层的理论原理吃透了。尽管不是理工科生，李锦灵的理论功底是很深厚的。“他的做法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剑走偏锋，但全部符合最科学的原理，他会跳过一些多余的过程，觉得这样更简单直接，或者这样解决问题成本更低。”

而这种看似随性的极简优化，多少带有一些“诗意科学”的气质。正如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在《创新者》这本书中所总结的：那些创新者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常常幸运地处在跨界交融之处。